断断续续总算看完，对斯通式的政治传记陷入了双重疲劳：太长，太强加.
所谓强加，除标志性的素材混搭虚实交替镜头快闪，更在霍普金斯对尼克松的刻画过分倒向童年阴影所造成的神经质的一面，无论对话还是沉思，总感觉此公随时可能冒汗瘫软脸色苍白，然后被强住在汉尼拨的隔壁. 但必须意识到，这份夸张却是斯通有意美化尼克松，因为只有将其塑造成情感丰富精神缺陷的值得同情的个体，才能将更符合九十年代后冷战意识形态的批判矛头转向自家体制. 就像林肯纪念堂那场重头戏的对白所言，“原来你也驾驭不了？你说的好像一头野兽. ”而这个失控体系的真正主宰者，是以胡佛和赫姆斯为代表的阴狠技术官僚，他们名义上服从总统，实则自据一套驾驭美国的“中情局政策”. 与赫姆斯讨价还价一场戏，我们甚至已从尼克松略显惶恐的眼神中隐隐猜测出了肯尼迪之死的……“撒旦”的解释之一是带有消极含义的“对抗”，其本质是背叛，穆谢特起初的“对抗”表现为对父权的积极抵抗，在抵抗过程（与盖尼斯的交谈）中逐渐深陷带有消极含义的“隐藏”，并在对部长的威胁中学会了“隐藏”，对司法和母性进行了背叛，尚存的良知让她呐喊，忏悔，自杀，其源头是对人身相对自由的追求，而同样追求精神相对自由的神父，他原以为苦修是追寻良知，接近上帝，而受他教诲的穆谢特之死则表现出他苦修的动机仅仅是自我实现与证明自我存在，穆谢特的良知反而使结果与他期望的相反，他对自我和上帝的怀疑和背叛使他接近撒旦，而人们对他的信任使他重新信仰上帝，重拾善良意志，救赎了穆谢特丢失的母性和作为信徒的自己，但他却始终脱离不了苦修带给他的精神牢笼，他在这个牢笼中逐渐异化，而异化则是由于人性，相比宗教信仰，人性更不可捉摸. 《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