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勇：《〈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2000（3）。
6.王实味事件之由文学论争上升为政治批判，最根本的原因是战争时代政治的制约。王实味所代表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与战争一体化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矛盾凸显的情境下，这种思想与战争时代的政治需要构成了尖锐对立，是绝对不合时宜的。战争政治的需要，促使着延安的政治首脑毛泽东对王实味采取强硬措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扭转延安的思想文化气氛。
贺仲明：《真实的尺度》，11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7.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多半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张爱玲的文章基本上得自她那些琐琐碎碎的日常记忆。她不能算是个多愁的女性，倒也称得上非常的善感。她的童年生活是不愉快的，我们从《私语》中读到：当她得知父亲要娶后母时，伏在夏夜的阳台上，哭了……然而，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偏偏在于：正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依然以她的智慧和达观，发现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哲趣。当然，她并不同于那种以思想见长而直抵彼岸世界的作家，她的兴趣和关注，似乎全都投诸人生此岸。哪怕是些许小事，有时也能唤起她那一份独有的想象力。在她眼中，电车回厂也是一幅富于诗意的画面，“一辆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涮洗他们。”（《公寓生活记趣》）这本来只是都市生活平淡的一瞥，让她这么一说，平淡之中也便出现了跃动的意趣。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她正滞留香港，其间的艰辛困苦自不必说，而战乱给她留下的记忆亦颇独特——“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烬馀录》）在经历忧患之后，对死亡的恐惧，终于不及对冰淇淋的印象深刻。这究竟是一份天真，还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某种自适己意的从容呢?反正这般实实在在又心怀憧憬地投视此岸人生的笔触，使得她的散文作品，在众多现代大家面前，自有一番风韵和气度。它们是随意与执著，调侃与诚挚，出世与入世的融合。而且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融合。一方面，她相当讲究文章的世俗情趣；另一方面，她又喜欢把观照的距离拉开，“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如何如何（《中国的日夜》），又是她文章里常有的调子。她似乎漫步在人生的边缘上，一边是小菜场、杂货店、街谈巷语和留声机里放出的悲凉的剧曲，一边是远处的万家灯火，历史俯瞰之下的蜉蝣人生。实际上，她每一步都踩得很准；她知道历史就像翻过去的书页，眼前的这一页也总要被翻过去。旧时的记忆渐渐淡褪，而今拾起的新鲜感受仍能使人唏嘘不已，“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