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蒙元初期无法可检、无法可守的情况有了改变。
根据后来颁行的《大元通制》及《元典章》等法律文件，再结合其他史料分析，可以看出忽必烈的一些立法思想及其法律规定的。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忽必烈主张使用刑法要谨慎，不能出现差错，并标榜轻刑，以示自己的宽容态度。其二，忽必烈时期立法，因民族而异，蒙汉不同，具有民族歧视性质。
蒙古族是一个发展比较晚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至风俗习惯等都与汉族有很大区别。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以后，还想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想以统治民族高人一等的姿态出现，因此，在元初立法时，“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无法制定出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采取因民族而异的政策去立法和执法，这就出现了蒙汉异制的法律，具有一定的民族不平等及民族歧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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