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做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1958年3月毛坚持大跃进，周恩来、陈云被迫做检讨的成都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很少。
但有一次毛是认真听了不同意见，并听了进去。这就是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争论。自孙中山时，就有修三峡的设想，毛也曾畅想“高峡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十分慎重。1958年1月，他曾在南宁组织了后来被称为“御前辩论”的两派大对决，也就在这次他很欣赏反对派李锐，当场点名要李做他的秘书。毛曾在1958年3月29日自重庆上船，仔细考察了长江三峡，至4月1日到武汉上岸。他对修三峡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说：“最后下决心准备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次毛骑马从陆路过三峡一定会联想到那个当年轻易上马，现已沙淤库满的三门峡水库。幸亏当时听了不同意见，三峡才成为大跃进中唯一没有头脑发热、轻易上马的大工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看来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二十四年后，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这个长过程中因为有反对意见，才有无数次的反复论证，人们说三峡工程上马，反对派的功劳比支持派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