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理事会会议是理事成员热心社务的指征之一。为了进一步厘清社教社理事会核心成员，笔者将对这十八次理事会出席情况做详细统计。为清晰起见，下面将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列表，个人委托代表出席[8]计入出席次数，请假情况[9]不予考虑。
表6-3 社教社第一至四届理事出席理事会议情况一览表[10]
续表
如表6-3所示，社教社理事会理事中，按照任期情况和分工情况，可以分为常务理事、第一届理事、第二至四届理事和第一至四届理事。常务理事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俞庆棠、赵冕连选连任第一至第四届常务理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两人均保持全勤状况，总干事俞庆棠除因赴丹麦考察、委托赵冕代表出席第四次会议外，其他17次均亲自出席；赵冕因未出席第四届年会，委托崔载阳代表出席第十三、十四次，之后委托甘豫源代表出席十六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未参加。另一种情况是孟宪承和梁漱溟，前者为第一届常务理事，其任期内仅出席1次理事会，缺席5次；梁漱溟以理事身份首秀了第六次会议，在其担任常务理事任期内的第七至十八次会议中，出席了第十一、十三、十四、十六、十八次会议，第八次会议委托山东邹平实验县县长王怡柯代表。很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届年会在杭州召开，作为常务理事、年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孟宪承却因“事务繁忙”没有出席年会，年会期间召开的理事会自然缺席，而在其担任理事期间，却先后出席理事会议10次之多。梁漱溟担任第二至四届常务理事，在其任期内出席5次，加上其担任理事期间出席的1次，18次理事会一共出席了6次。从出席数据看，工作在社教社大本营的俞庆棠、赵冕以及曾在此工作的孟宪承，更热心社教社的社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