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的诗文成就较高。他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受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启发，又受竟陵派的影响，并兼采众长，陶冶融会，自成一家。他的小品散文取材广泛，博观约取，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无所不记。这记录了他的生活实际，也涉及明末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文笔清新活泼，时杂以诙谐，写景抒情，叙事说理，情味盎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许多短小的散文都非常精彩，以极其简省的文字，画出色彩明丽、优美动人的意境。他还善于以简洁生动、形象化的语言描写人物肖像和精神面貌特征，如《柳敬亭说书》中，他以传神之笔描述了著名艺人柳敬亭说书的情景，绘声绘色地将其高超艺术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给人们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明末文社甚盛，以复社最为著名。以张溥为首的复社集合了当时许多小社，实际上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团体，而陈子龙、夏允彝等组织的几社，与复社相呼应，继承“前后七子”，重倡复古主义，掀起了第三次复古运动。他们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国破家亡的危局，积极参与挽救危亡的政治斗争，并以文学为武器来为政治斗争服务。因此，他们在继承“前后七子”复古的文学主张，强调创作应遵守古典诗歌体裁法度要求的同时，又针对“前后七子”创作中的弊病作了某些修正，进一步强调情和文采，批评宋人“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的倾向。他们还针对浪漫派以情反理的倾向，主张重雅正，要求以理制情，发乎情止乎礼，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反对不负责任地不加节制地发泄个人情感，强调要发挥文学颂美怨刺的社会功能。他们这种追求雅正、倡导温柔敦厚的主张，不同于理学家以理遏情的主张，而是力图追求情与理的统一，既肯定情的地位和价值，又强调文学表情的本质特征；也不同于浪漫派将文学仅仅当作个人自适自娱的工具的做法，而是强调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现实，作用于时代现实，从而为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他们的诗文创作，尽管都有复古派的余风，但在参与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却写出了既有时代精神又有艺术特色的作品。如张溥散文的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就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作品，歌颂了苏州市民与阉党的斗争，向为人们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