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可以满足肉体上的要求，调剂精神上的虚空。我人深得此中奥妙，以此立国，谁曰不宜?况且，我们现在若不立国在“吃”上面，一时倒也看不出可以立在什么地方。
选自1947年《论语》半月刊第132期“吃的专号”
说话与听话的艺术
最近读到杨绛女士的《听话的艺术》，真是一篇不易多靓的优秀散文。杨女士和钱钟书先生，这一对夫妇，有修养，有才情，而最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有浓厚的幽默感。他们会写引经据典的论文，会写俏皮活泼的喜剧，会写曲折缠绵的小说，又会写短小精致的散文。而杨女士的笔调风格却比她丈夫，更自然，更天真。正像是戴着一滴水般透明的玻璃翠戒指洗手，你要依旧能不受拘束，不慌张；你要依旧能随随便便地动作。这篇小文章里到处是警句，可是作者像在无意间透露了真理；而读者却在无意间长进了智慧。
事情真凑巧，杨女士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们正好在谈论说话的艺术与听话的艺术。这谈论和我在上期的编辑随笔里，重读舒白香《游山日记》而得到的感想，是有相当关系的。
其实这些感想，在此次读《游山日记》以前早就有了；而此次重读《游山日记》以后的感想也不止这一些。那天忽然有兴写了下来，恰好是《论语》发稿最后一天，就拿来代了编辑随笔。事实上，那“代”字尽可不必加上。我当初把这栏目題作“编辑随笔”，是早已为自己把范围放得很宽很宽的。既叫作隨笔，那么，写些编辑的份内话可以，写些对时局的印象也可以，或是写些对于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意见也可以；总之想到什么写什么，就说把自己的日记信札抄上几段，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决定把这些感想当编辑随笔来发表，一半是想为读者换些口味；一半乃是因为国民大会正在嘘声打声中，总统副总统正在竞选退选中，宣布的宪法正在要改不改中，我们做百姓的正在似懂非懂中，所以也没有什么别的感想。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感想会发生什么作用，因为我根本不想要它发生什么作用。谁知那期《论语》出版以后的第三天，有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却给了我一封信，里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