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国四个月后，陈振龙第一批引种的番薯成功繁殖，“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福建巡抚金学曾获知后振奋不已，马上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番薯。
当时，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种一季；在南方虽然可以种两季水稻，但全年亩产也不过就五六百斤。
而番薯不仅可以种植两季，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尽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麦精美，但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从南美洲辗转引进的超级农作物，无疑是上天恩赐给中国人的超级礼物。
这场由陈振龙偷运番薯后，即将在中国引发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可以说，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
历史并非孤立的叙述线。就在陈振龙拼死从菲律宾引种番薯进入福建前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广东东莞人陈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也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引种番薯，进入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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