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中国史学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范围，增加了研究内容，深化了研究思路，丰富了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举例来说，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不同层次、不同内涵、不同结构的社会史、文化史论著竞相出版，成为近20年中国史学中的两个“热点”。就社会史来说，对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家庭、婚姻、宗族、谱牒、生活习俗、信仰、服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累，欣欣向荣。就文化史来说，有不少贯通的、断代的文化史著作问世，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区域文化研究，更呈蓬勃发展之势，《楚学文库》（17种）、《齐文化丛书》（4编22册）的出版，展现出中国古代南北文化发展的丰富多彩、深厚底蕴与不同风貌；此外，如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东北、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都有许多著作问世，生动地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关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近20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两个新的研究领域，已有许多著作受到公众的关注。这是关于20世纪中国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富强、进步的历史转折。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在21世纪的中国史学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关于地方史志的研究，也是蓬勃发展，鸿篇巨制，不绝于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修纂地方志的热潮，至90年代纷纷结出硕果。这是中国史学上自有方志以来规模最大、成果最多的一次修志活动，对促进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地方史如《北京通史》、《江苏通史》、《中国东北史》等多卷本著作，是近年出版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此外，西北史地研究，也有崛起之势。近年来，关于港澳历史文化研究和台湾历史文化研究及有关著作的出版，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备受史学界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罗荣渠所著《现代化新论》一书，是这方面的开创性力作。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在世界史方面，关于比较研究是颇受重视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发展势头必将日渐加强。关于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规模宏大的高水平历史著作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中华文明史》（1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含10典100志）等书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