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区分还没有被亚里士多德以严格的用语表达出来，而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也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
在亚氏之后，康德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思辨理性”（die spekulative Vernunft），它关涉到自然必然性（我们通常称为自然规律）的概念，是在现象界的范围内展开的，其中起立法作用的是知性；另一种是“实践理性”（die praktische Vernunft），它关涉到自由概念，是在本体界的范围内展开的，其中起立法作用的则是善良意志。在康德看来，思辨理性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认识活动和技术发明活动去把握和利用自然的必然性；而实践理性涉及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通过建立伦理规范来追求并实现自己的自由。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是，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康德也只把后一种活动看作是实践活动；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以更明确的见解揭示了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差异，并对与后一种活动直接相关的实践理性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